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中古”多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可视为狭义的“中古”；广义的“中古”则涵盖秦汉至五代十国的朝代。换言之，自秦朝至鸦片战争，以北宋的建立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称“中古史”，后期称“近古史”。本文所谓“中古”，取其广义。中古史是上古史的继续和发展，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 这一时期，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同时，在制度文明与国家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宝贵智慧；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深化，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且日益巩固；众多民族在长期共生中交流互鉴，推进了兼收并蓄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成长。 2020年的中国中古史研究，重点围绕“制度文明与国家治理”“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丝绸之路与文明交流互鉴”“民族和国家认同”“敦煌学”“思想文化传承发展”等论题展开，因新材料运用、新维度拓展而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成绩亮点频现。 制度文明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 中国古代文明孕育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历史底蕴所在。卜宪群认为，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载体，中华文明素来重视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思想，并在各历史时期转化为政治实践，这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传承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深入探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包含的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丰富内涵，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彝伦攸叙与守正创新》，《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秦朝创建的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监察制、户籍制等新制度，为后继王朝的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秦统一后，始皇断然否定分封制，采取郡县制的国家治理形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监察制度建设，创设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系。秦朝的监察制度，开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封建王朝监察制度之先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秦朝御史大夫制度之历史得失》，《中国纪检监察》2020年第19期） 汉承秦制，又有损益。王宇星、卜宪群认为，西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西汉统治者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调整，最终创立并发展了刺史制度。刺史制度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力维护了中央集权，对后世影响深远。（《西汉刺史制度是一大创举》，《中国纪检监察》2020年第24期）降至隋唐，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韩昇认为，隋唐时代，中国的监察体系获得制度性的提升，表现为御史大夫直属于皇帝，监察国法和政令。对于官员的监察，则重视道德惩戒，抓早抓小。（《唐朝监察体系的制度性提升及“贿绢案”“麦麸案”》，《中国纪检监察》2020年第22期）张国刚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蕴含了丰富的兴衰治乱的管理经验和经世治国的历史智慧。通过阅读历史，可以学习古代“敬天保民”“民贵君轻”等治理之“道”，可以借鉴前贤治世用人、宽猛相济等管理之“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中华书局2020年版） 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一组专题文章中，深入探讨了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战国至隋唐土地制度运用于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帝制，但其制度设计或过于精细。相关研究增强了理性辨析。孙正军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了汉武帝欲建立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汉武帝朝的秩级整理运动——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秩级的形成为中心》，《文史哲》2020年第5期）巴晓津认为，汉代倡导孝治，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皆以保民爱民的“民之父母”身份君临天下，发布诏令。他们同时也是得到天命的“天子”，被天下臣民尊奉为“天下家长”，成为天下人心目中敬仰、效法及尽孝的君父和典范形象，由此形成西汉天人关系架构下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和皇权政治模式。（《典范政治与西汉皇权——以父慈子孝政治思维为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徐冲认为《续汉书·百官志》“太尉”条存在脱文。复原后，东汉三公制呈现职掌三分结构。这一时期，尚看不到三公分担外朝政务的迹象。从王莽辅政到新莽王朝，原来的三公被外朝化。但大司马转向主兵之任，是在地皇年间形势危急时出现的临时措置。大司马的这一转变为更始政权继承，进而影响了刘秀集团创业期的大司马。（《从“司马主天”到“太尉掌兵事”：东汉太尉渊源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北朝至五代的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也获得深刻认识。薛海波认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贪腐引发的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杜文玉通过对唐五代十国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这一时期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唐宋时期职官管理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历史分期、社会性质、历史叙事研究有所深化 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长期讨论的重要问题。随着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度结合，学者们对这些命题的研究有所深化。李治安提出“帝制地主形态”并认为，近年来史学界对“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问题的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近年学者就重绘中古的历史图景展开讨论，以期开拓中古史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创新路径。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探讨如何多向度地走向历史场景，反观学术史，汲取其他时代民族史和域外文明史的灵感和史料进行比较和贯通，打破王朝史架构下的“叙事构造”，建构“带有理论意义的实证研究”。（《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笔谈）》，《文史哲》2020年第6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佛光下的朝廷：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丝绸之路与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有新拓展 中古时期，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关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唐王朝踵继秦汉北朝，扩大了汉唐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围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主题，陈烨轩、胡晓丹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为传世文献所未见。（陈烨轩：《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经济史》；胡晓丹：《摩尼教占卜书中的东方传统——吐鲁番中古波斯语写本M556再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王贞平对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进行了综合探讨，并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想中的作用作了详尽分析。（《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贾永会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隋唐时期的洛阳生活着许多粟特人。张玉霞认为，其来源或是汉魏北朝入华粟特人的后裔，或是隋唐时期入华的粟特人，身份包括商人、官宦、僧侣等。唐代中期以后，粟特移民加速了汉化的进程，不但与汉族通婚，而且在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方面与汉族日趋一致。（《隋唐洛阳粟特移民分析》，《中州学刊》2020年第3期）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促使丝路文明研究呈现多元进路。郑炳林、朱建军提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中有两件织造工艺极高的大幅挂锦，这两件挂锦既保持了萨珊波斯风格，又吸纳了多见于敦煌唐代壁画中的纹样。吐蕃时期青藏高原的许多文物，既有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来自中亚、西亚的文化遗痕，这都充分展示出吐蕃时期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互动与交融频繁的时代特征。（《海外藏对鹿纹挂锦所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金弘翔认为，在丝绸之路河南道兴盛的大背景下，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的衣物疏受河西地区影响较大；南北朝时，高昌衣物疏受到南朝的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衣物疏地域传统的形成与交流——兼谈高昌衣物疏的渊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何玉红认为，既往的丝绸之路研究采用多元的进路，一是从中西交通史入手的路线考证、城址考察等，即以“路”为中心的研究；二是围绕“丝绸”等中外商贸交流中的商品展开，即以“物”为中心的研究；三是聚焦丝路上的民族、宗教、艺术、医药等文化交流，即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开阔的学术空间。学术界要转换视角、注重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深入挖掘史料，将丝绸之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20年第6期） 民族和国家认同研究愈加深入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这在中古史不同维度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共识。李大龙认为，历代王朝的建立者虽然不同，也面临着不同的边疆形势，但其治边政策却存在继承和发展的状况，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内地化趋势最终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得益于中国与天下观的关联认知。赵永春、刘月认为，司马迁《史记》称秦汉为“中国”，不仅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还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书中将少数民族也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国家统一促进不同人群和文化的交融，唐王朝的统一增进了不同人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刘晓认为，唐帝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改变了“南北之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内涵。华夏化进程中南方的“荒蛮”逐渐接受“教化”，强化了南北士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维护，共同构成唐代士族认同观念的重要基础。（《唐代南方士人的身份表达与士族认同——兼谈中古时期“南北之别”的内涵演变》，《人文杂志》2020年第1期） 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互为因果，这在中华正史和相关的思想研究中可以得到印证。瞿林东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孕育了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证明中国文明不曾中断的历史事实，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之趋势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中国之所以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王文光、江也川认为，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书写的传统。从司马迁《史记》开始的民族历史记述，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呈现出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不断加深的认识与认同过程。（《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记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3期）袁宝龙认为，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求是学刊》2020年第1期） 敦煌学研究步入新境界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显学。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敦煌文化的创新性研究正在全面展开。郝春文等认为，1978年至2000年是我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学者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局面，最终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2001—2019年是中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中国学者着力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郝春文认为，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长达700年的时间段中，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文化遗产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敦煌学：流光百年 历久弥新》，《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9版） 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敦煌文化内蕴广博深厚，多学科综合研究日渐揭开其神秘面纱。赵声良对敦煌艺术与印度及中亚的文化交流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他主要从敦煌壁画制作的基本过程出发还原敦煌壁画的原貌，并针对一些误读的情况作出客观分析。赵声良认为敦煌版画是一个特别的领域，由于研究者少，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敦煌谈艺录》，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黄正建认为，蒙书的定义应该再严格一些，要研究其性质以及与民间读物、通俗读物的异同。在作性质判断时，将蒙书与童蒙书区别开来。（《蒙书与童蒙书——敦煌写本蒙书研究刍议》，《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周明帅认为，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思想文化传承发展及相关研究得到提升 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出现新的历史性进步，相关研究不断拓展。王子今认为，两汉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稳定，道德建设的空前升格，均与宗族祠堂有关。（《汉代“祠堂”的宗法权威与文化位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王永平提出，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女性普遍接受良好的儒家礼法与经史学术教育，这为她们主持家族内部日常事务、实施“家教”提供了必具的条件。“母教”不仅有助于家族门第之延续，而且对华夏文化之传承也有深刻影响。（《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文史哲》2020年第2期）田卫卫认为，唐时的古代日本通过派遣唐使等交流方式，从唐朝获取大量书籍。在当时的大唐都城长安，与书写相关的文化活动广泛存在，这些文化活动又作为唐文化的一部分流布到东亚各国，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的学习生活和精神文化面貌。（《唐长安书写文化的日本流布——以王羲之书迹为中心》，《文史》2020年第2期） 魏晋南北朝的相关研究也有创新方法和见解。汪高鑫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正统问题尤为突出。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之辨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各政权特别是北方民族政权通过历史认同，包括血缘认同、中原认同等，维护其正统地位。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正统之辨，是中国传统史学正统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正统之辨》，《郑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张鹤泉提出，西魏北周时期封爵开始虚封化，可是西魏北周国家却依然使虚封的食邑与封爵的等级结合在一起。西魏北周国家为了特别奖赏一些有爵者，又以“别食”的方式封授实封食邑，并使这种食邑成为有爵者租赋的来源。（《西魏北周封爵食邑问题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4期）楼劲认为，天兴元年修订颁行之历，是与北魏开国建制其他举措相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早年文档多已亡佚，魏收对历法又缺乏研究，《魏书·律历志》所述天兴“仍用《景初历》”，为采据后世历家所论而致误解的概括。（《北魏天兴定历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新维度与新材料结合研究允称亮点
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资料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刊布，拓展了考察相关问题的维度。甘肃甘谷毛家坪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秦的地方行政制度史提供了新资料，对探讨聚讼已久的中国古代县制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史党社认为，毛家坪子车铭文戈的出土展示出春秋早期的秦将初县作为对边地控制的地方行政机构。秦的初县之县与后代郡县之县并不相同，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功能。（《从毛家坪的考古发现谈秦的地方行政制度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出土资料的补证使相关问题获得新认识。陈松长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为符官”和“致所官”这两个新见官署名的考证和分析认为，秦代的“为符官”不仅负责符券的制作颁发，而且还负责符券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同时具有对符券传递过程中不尽职者进行举劾和论处的权力，而“致所官”则只是一个按照“为符官”所发符券要求负责物资发放的县级官署而已。（《岳麓秦简中的“为符官”与“致所官”考论》，《湖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文史哲》2020年第3期）王彦辉辨析了新出《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并结合传世文献进一步论证了秦汉上计及兵徭制度的主要规程。（《秦汉上计制度的考古学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1日第5版）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的虚实问题，认为其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虚实相间：东汉碑刻中的祖先书写》，《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此外，出土文献的运用充实了民众日常生活研究。杨勇认为，巫术、礼仪、方技是战国秦汉时期患者自疗术的基本内容。巫术、礼仪性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使其真正被应用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方技中的导引、艾灸、医方等都进入自疗的行列。医方最受重视，其中有经验之方的转写，也有医者之方的流入。（《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邬文玲从释文校订入手，揭示敦煌汉简中的一件买卖契约的性质以及社会经济史价值。（《敦煌汉简中的一件买卖契约》，《文物》2020年第12期）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扩展了秦汉政治研究的视域。曾磊结合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探讨秦汉王朝国家如何通过人为规划、设计，贯彻自身的观念和意图，将自然地理空间成功地塑造为政治空间、文化空间。（《门阙、轴线与道路：秦汉政治理想的空间表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出土墓志和契约资料的运用，增强了对北朝至唐历史图景丰富性的认识。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情况，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盛唐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中古入华胡人墓志的书写》，《文献》2020年第3期）雷闻认为，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的志主康太和出生于一个父祖三代都任职于凉州折冲府的粟特人家族，其本人则起家于吐蕃战事最前线的赤岭戍主，从开元初入朝“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直至担任禁军高级将领的左羽林军大将军，他的一生是河西蕃将往来当地与朝廷任职的缩影。（《凉州与长安之间——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考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周伟洲据新出《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论述吐谷浑与柔然的关系，揭示柔然与西魏的微妙关系。（《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年，中古史研究还在经济史、军事史、出土文献整理等领域取得丰硕成就。限于篇幅，未能胪列。展望今后，中古史研究尚需在文明互鉴、文化发展、制度史等方面加强探索与研究。